外商投资法 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以投资管理改革为视角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新时代中国外商投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自2020年1月1日施行以来，在投资管理领域确立了一系列根本性制度安排，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本文围绕外商投资法在投资管理方面的核心制度创新，分析其对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意义。

一、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现投资管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外商投资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取代了长期以来以逐案审批和产业目录指导为主的管理模式，将外商投资准入管理的重心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外商投资者享有与内资同等的准入权利。这一转变标志着我国投资管理理念从“正面清单”思维转向“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开放思维，极大提升了外商投资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二、强化投资促进与保护制度，构建投资管理的法治化闭环

外商投资法不仅关注“准入”，更着眼于“促进”与“保护”。在投资管理层面，法律确立了以下关键制度：

1. 投资促进方面，规定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和政府采购，平等享受产业政策和优惠待遇，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
2. 投资保护方面，明确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依法征收的应给予公平、合理补偿；保障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资本收益等可以依法以人民币或外汇自由汇出。
3. 投诉工作机制方面，要求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及时处理企业反映的问题，为投资者提供有效救济渠道。

这些制度安排将投资管理从单一的行政管控，拓展为涵盖促进、保护、协调、救济的完整法治链条。

三、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外商投资法的实施，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开放高地开展投资管理改革试验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制度创新，均在外商投资法框架下先行先试。法律明确国家支持地区间外商投资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推动建立统一的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体系。这些改革举措有效对接了CPTPP、RCE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求，增强了我国在全球投资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

四、以法治稳定预期，优化投资管理营商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外商投资法通过确立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管理制度，有效回应了外国投资者关注的准入限制、政策不透明、产权保护不足等痛点问题。根据商务部数据，202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仍保持较高水平，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外商投资法带来的制度红利。投资管理从“人治”走向“法治”，从“差别待遇”走向“公平竞争”，从“事前管制”走向“事中事后服务”，显著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五、完善配套法规体系，夯实投资管理法治根基

外商投资法作为基础性法律，需要《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等配套法规协同发力。2020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规定，形成了以外商投资法为核心、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支撑的投资管理法律体系。特别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实现了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外商投资法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以促进和保护为两翼，以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为方向，重塑了我国外商投资管理的制度框架。它不仅为外商投资提供了稳定、公平、透明的法律环境，更从法治层面保障了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应继续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外商投资法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度融合，以法治之力护航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